以一个关键情节设计“高考顶替”为例,原作中有着“民办教师被顶替”的情节。主创们在《人生之路》里反映了这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真实存在的现象——高明楼的儿子高双星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这与原作中的情节既做到了遥相呼应,戏剧逻辑上和民办教师被顶替也一脉相承,但《人生之路》的戏剧冲突更强烈,被顶替造成的后果,给主人公的打击更巨大、更持久。这个设计将高加林遇到的挫折一步步强化乃至极致,在这样强烈的情节设定里观察年轻人在受挫时会迸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就具有了更鲜明的意味。而高双星作为高加林的镜像人物,也能够让观众体会到一个意外获得并不属于自己的未来的人,会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能重寻自我。于是,《欢乐颂》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事后诸葛亮”,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失误、挫折、懊悔和痛苦,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无助和无奈,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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