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绿:民族志电影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拍摄者个人如何去看待、去解释自己所拍摄到的东西,好像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种天然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但另一方面,拍摄者在拍摄被拍摄者的时候,也还是需要借助被拍摄者的语言、行为和反应来表述“我”想要表达的观点。这是不是一种必要的权力?很矛盾但又很有必要。由此可见,双方交替扮演“追逐者”和“被追逐者”的角色,主从关系反复切换,观众内心的情感天平也随之不断倾斜回旋。旅途中,毛豆实现了“逃离-追随-亲近”的动作转变,苟仁经历了“厌烦-接纳-爱护”的态度反转。芦苇荡里,毛豆一遍遍发出的呐喊,现实里的毛豆和梦境中的赖赖交融重叠,自此,“失亲-寻父”的毛豆和“丧子-寻仇”的苟仁建立起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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